他抱胸靠在炕周围的墙上，盯着我的背，我一转头他就错开眼。过了会儿他说，我这次不睡了，你讲吧。
我现在要背英语单词。
那背给我听。
朱丘生坐在我旁边，一声不吭地陪着我，他神游在外，但身子坐得住，在我一声声灌耳魔音里坚强地呆着。所以我对高中最深刻的记忆不是用空的签字笔芯，不是困倦的早自习，不是堆得慢慢的书桌，而是朱丘生，是朱丘生眼皮子打架的侧脸，每次想到的时候，心脏就会变得又软又疼。
读书这件事对我而言一直是得心应手的，直到高二下半学期。高中突然分了尖子班，把我划了进去，从鸡头变成了凤尾，我还挺不适应的。
冲刺阶段，各色的的辅导班也兴起了。什么特级教师，什么高考专家，名头是一个比一个响，收费是一个比一个贵，各色的专项练习能让人挑花眼，同学们一把把地报，我瞒得很好，学校不强制，就不让朱丘生知道。
倒不是我矫情，主要是我认为高考最关键的内容老师已经在课上讲了，其他的需要靠自己悟。高中生们就好比一颗颗圆圆胖胖的花生，等着被考试的大机器榨油，过早被榨干了，等到上阵的时候就没有了，但没来得及榨，出油量少也是不足的，我讲究可持续发展，我不仅要在合适的时间榨合适的油，还要研究出花生油再生的方法，永续利用。
罗明听了我这段慷慨激扬的发言，瞪大了眼睛，很有见解嘛傻帽儿，他说，那你要怎样实现永续利用。
我说，没想好呢，我要真能想好办法了，还能当后进生？
高二尖子班分班月考，我在班里排中下，属于凤凰大腿肉的程度。
整整高二下学期，我都在摸索。摸索效果很明显，高二升高三期末考，我考了凤凰尾巴尖——全班倒数第一名。
这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哆哆嗦嗦地给朱丘生看我成绩单。
他什么都没说，一言不发地签了字，去院子里点上一根烟，我看着他的背影，想起朱丘生刚刚十八岁。
但他给我写家长签字已经很多年。
我已经很习惯他给我开家长会，很习惯卷子的落款是他的名字，我习惯他的手，习惯他身上淡淡的烟味和皂角味儿。我们有种与众不同、不可言明的关系，超越兄弟和暧昧。
当天晚上，我和他撑着胳膊聊天，最后不可避免地提到了考试的话题。我没找借口，直接了当地说，考成这样，我不好受。
挺好的，他说，最起码比我好得多。
我们都对好成绩习以为常，但他对我是没有要求的。朱丘生说，因为他不懂，所以他没资格有要求。他会督促我，但不会要求我达到个什么结果。
结果，是最不可预料的。你能决定自己种下了一颗什么树，决定自己浇水施肥几次，你可以学习专业的知识，给这棵树提供科学的生长条件，但你别想预测它结几颗果。
朱丘生不会说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更不会给我分析得失利弊，他只会听我说话，然后说，傻帽儿，你是高中生。
咱们村就五个高中生，你是其中的一个。咱们村以前没有尖子班的学生，你是唯一的一个。朱丘生看着我的眼睛，人是要往前看的，是要追赶的，但是也要往后看。
往前走，是去拿你没有的东西，没有的东西谁都想要，但这种“想”是因为你没有。往后看，是看你有什么，攥在手里的东西，不一定是不珍贵的。他说。
我看着他，“嗯”了一声，一直看着上面的山很累，但其实我已经翻过很多座峰了。
就是这个意思，朱丘生说，我说的没你有文化。
我说，那你可说错了，文化不是读书多少。
那文化是什么？他说。
是什么呢，我想了很久。文化不是识字多少，不是听不听得懂abcd，不是说读过大学的人就一定比高中文凭的人有文化，文化不是专属于都市，文化也不隐身于乡野。它是一股劲儿，不是虚幻的字词。
诗词不比方言俚语更高雅，它是精神气儿，是恰如其分，傻帽儿这个名字就比卢紫烟恰如其分得多。
我说，文化是骨头。
他轻轻“啊”了一声，没再说什么，我问他，朱孬蛋你还记得卢紫烟吗？
记得，他说，你的小名。
我问，那你怎么从来不叫？
他说，你叫那么文绉绉有内涵的名字，喊着别扭，而且你不是老叫我朱孬蛋吗，我总要叫回去。
我给他分析，我说你看，你觉得卢紫烟有文化，但是有多少人记得这个名字？你觉得傻帽儿傻，但是不管是你还是小叔还是罗明他们，甚至我语文老师都喊过我傻帽儿。知识不传播则无意义，从这个角度看，你起的傻帽儿，比我爷爷起的卢紫烟知识性高得多。
我一本正经的时候，他又不严肃了，朱丘生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我说你笑什么？
他说，我以前这么叫你你还不乐意，现在不觉得傻帽儿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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