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支持工商业的财政拨款，那是一点都见不了，不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同盟在很多领域中的补贴、减税、免税，都是不能削减的，就是连我也不知道像宋子文这样的大企业负责人向那些同盟议员们提供的竞选经费的确切数目，而只能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在如此情况下，议会是断不会削减这项开支的。再说教育支出，这项支出全社会都嫌少，大概没有人敢说要削减，然后就是政府的经常性开支了，可是同盟政府已经够精减的了，在减也得不到什么油水，反而会得罪人，因此也没多少人说要减，至于军费，军方一口声，太少，他们总是说我们要这个，我们要那个。自然，当此国家还未统一，外患又没有消除的情况下，自然也没有人公然的说要削减军费的。那么好象节流是不可能的了，也只好开源了，这个时候，维持同盟的经济增长就成为唯一的选择了，此外，由于同盟有着多年良好的财政纪录、坚强的货币体系、合理的债务结构，在将来的某些时候，举债将会在所难免的现实选择了。附：为提供给读者一个参照系，下面的这片引文简要描述当时的货币和物价。希望书友知道张作霖“谋国”的艰难。五四以来十几年间，中国南北市场上主要流通银元和兑换券(起先称为“宝钞”后来称为“钞票”)，币值采用“银本位制”；生活费用大体上说是稳定的。民国成立后，1912～1919年间物价起伏不大；到1926～1927年间市场有所波动。以1912年为基数，到1926年上海市、华北(包括北京市)的批发物价分别上涨25和48，平均三分之一；但是到了30年代，物价又有所回落。若以1919年物价指数为100，则1930年大约为129，也就是说：五四运动时的银洋3元，购买力相当于十几年后的国币4元左右。具体的市场波动情况如何呢以主要食物价格计算：1911～1920年大米每斤分钱；猪肉每斤1角2分钱，白糖每斤6分钱，食盐每斤1～2分钱，植物油每斤7～9分钱；到1926～1930年大米每斤分钱，猪肉每斤2角钱，白糖每斤1角钱，食盐每斤2～5分钱，植物油每斤1角5分钱；等等。那么当时北京的生活水准又怎样呢？据史料分析，20年代北京“四口之家，每月12元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又，按照1918～1980年北京社会状况调查的结果，20年代初一个四五口人的劳动家庭父母加两三个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伙食费元，也即每月11元就可以维持了。当时一个标准家庭的贫困线定为每月收入10元(合今人民币350元)之下。相比之下，如鲁迅所说，学者教授们的生活水平属于“中产知识阶层”他们不像统治集团、剥削阶级那样豪华奢侈，也不像体力劳动者和城市贫民那样一贫如洗。年代在北京较为有钱的知识阶层，全家每月必须的生活费(伙食、房租、交通费)80元已经很宽裕了(合今人民币2800元)，许多物价比在上海市低廉。而教授、讲师们的收入，普遍在200元以上，甚至可达400元(合今人民币1万多元)。因此能够盈余很多钱来购买中外文书籍报刊，并且从经济上提携后起之秀和自费出书。如沈从文、何其芳、卞之琳等都得到前辈们的资助。
据记载，北京城内一座8～10间房的四合院，房租每月仅20元左右；一间20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4～5元。鲁迅在1923年一度租用的砖塔胡同61号，3间正房月租金8元。他的女佣除了全包食宿以外月工资仅3元(见鲁迅日记)。出入乘坐“洋车”人力车，费用在城里每次只有1角钱左右；包车每月10元。年代北京城里公共交通工具是有轨电车，新派的学生们经常乘坐。司机开车后不是按喇叭，而是脚踩铃铛“当当”响，所以人都叫它“当当车”起初电车的路线有四条，不久扩充为六条，以前门、天桥为中心，环城一圈：第一路红牌总段，天桥至西直门。共分四段，天桥至前门一段10枚(合4分钱)；至西单牌楼二段18枚(合7分钱)；至西四牌楼三段26枚(合1角钱)；至西直门四段32枚(合1角3分钱)。第二路黄牌总段，天桥至北新桥。共分四段，天桥至前门一段10枚；至东单牌楼二段18枚；至东四牌楼三段26枚；至北新桥四段32枚(车费同上)。第三路蓝牌总段，东四牌楼至西四牌楼。共分四段，东四牌楼至东单牌楼一段10枚；至二段18枚；至西单牌楼三段26枚；至西四牌楼四段32枚。第四路白牌总段，北新桥至太平仓。共分二段，北新桥至地安门一段10枚(合4分)；至太平仓二段18枚(合7分)。第五路绿牌总段，崇文门至宣武门。共分二段，崇文门至一段14枚(合5分半)；至宣武门二段20枚(合8分)。第六路黑牌总段，崇文门至和平门。共分二段，崇文门至珠市口一段14枚(合5分半)；至和平门二段20枚(合8分)。总之，电车比人力车方便得多，车票也便宜。北京一般文化人的嗜好是：下饭馆、看戏京戏、文明戏和话剧、电影、泡茶座、逛琉璃厂买书籍、碑帖、文物。据顾颉刚等回忆：1913～1920年北京大学食堂伙食费每月6元，6人一桌，六菜一汤，馒头饭随便吃；个人在饭店包伙每月10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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